最高歌兼喜春来·诗磨的剔透玲珑

诗磨的剔透玲珑，酒灌的痴呆懵懂。高车大纛成何用，一部笙歌断送。金波潋滟浮银瓮，翠袖殷勤捧玉钟。对一缕绿杨烟，看一弯梨花月，卧一枕海棠风。似这般闲受用，再谁想、丞相府帝王宫。

　　周敦颐，字茂叔，号濂溪，道州营道人。原名敦实，避英宗讳改焉。

　　周敦颐，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，为分宁主簿。有狱久不决，敦颐至，一讯立辨。邑人惊曰：“老吏不如也。”部使者荐之，调南安军司理参军。有囚法不当死，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。逵，酷悍吏也，众莫敢争，敦颐独与之辨，不听，乃委手版归，将弃官去，曰：“如此尚可仕乎！杀人以媚人，吾不为也。”逵悟，囚得免。

　　移郴之桂阳令，治绩尤著。郡守李初平贤之，语之曰：“吾欲读书，何如？”敦颐曰：“公老无及矣，请为公言之。”二年果有得。徙知南昌，南昌人皆曰：“是能辨分宁狱者，吾属得所诉矣。”富家大姓、黠吏恶少，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，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。历合州判官，事不经手，吏不敢决。虽下之，民不肯从。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，临之甚威，敦颐处之超然。通判虔州，抃守虔，熟视其所为，乃大悟，执其手曰：“吾几失君矣，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。”

　　熙宁初，知郴州。用抃及吕公著荐，为广东转运判官，提点刑狱，以洗冤泽物为己任，行部不惮劳苦，虽瘴疠险远，亦缓视徐按。以疾求知南康军。因家庐山莲花峰下，前有溪，合于湓江，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。抃再镇蜀，将奏用之，未及而卒，年五十七。

　　黄庭坚称其“人品甚高，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。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，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，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，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。”

　　掾南安时，程珦通判军事，视其气貌非常人，与语，知其为学知道，因与为友，使二子颢、颐往受业焉。敦颐每令寻孔、颜乐处，所乐何事，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。故颢之言曰：“自再见周茂叔后，吟风弄月以归，有‘吾与点也’之意。”侯师圣学于程颐，未悟，访敦颐，敦颐曰：“吾老矣，说不可不详。”留对榻夜谈，越三日乃还。颐惊异之，曰：“非从周茂叔来耶？”其善开发人类此。

　　博学力行，著《太极图》，明天理之根源，究万物之终始。其说曰：

　　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，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，静极复动，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，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阳变阴合，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四时行焉。五行一阴阳也，阴阳一太极也，太极本无极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。万物生生，而变化无穷焉。

　　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，形既生矣，神发知矣。五性感动而善恶分，万事出矣。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，立人极焉。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时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，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故曰：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。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。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”又曰：“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”大哉《易》也，斯其至矣！

　　又著《通书》四十篇，发明太极之蕴。序者谓“其言约而道大，文质而义精，得孔、孟之本源，大有功于学者也。”

　　掾南安时，程珦通判军事，视其气貌非常人，与语，知其为学知道，因与为友，使二子颢、颐往受业焉。敦颐每令寻孔、颜乐处，所乐何事，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。故颢之言曰：“自再见周茂叔后，吟风弄月以归，有‘吾与点也’之意。”侯师圣学于程颐，未悟，访敦颐，敦颐曰：“吾老矣，说不可不详。”留对榻夜谈，越三日乃还。颐惊异之，曰：“非从周茂叔来耶？”其善开发人类此。

　　嘉定十三年，赐谥曰元公，淳祐元年，封汝南伯，从祀孔子庙庭。二子寿、焘，焘官至宝文阁待制。

金谷园那得三生富，铁门限枉作千年妒。汨罗江空把三闾污，北邙山谁是千钎禄？想应陶令杯，不到刘伶墓。怎相逢不饮空归去。

　　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庐陵人。四岁而孤，母郑，亲诲之学，家贫，至以荻画地学书。举进士，调西京推官。始从尹洙游，为古文，议论当世事，迭相师友，与梅尧臣游，为歌诗相倡和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。入朝，为馆阁校勘。

　　范仲淹以言事贬，在廷多论救，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。修贻书责之，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若讷上其书，坐贬夷陵令，稍徙乾德令、武成节度判官。久之，复校勘，进集贤校理。庆历三年，知谏院。时仁宗更用大臣，杜衍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皆在位，增谏官员，用天下名士，修首在选中。每进见，帝延问执政，咨所宜行。既多所张弛，小人翕翕不便。修虑善人必不胜，数为帝分别言之。初，范仲淹之贬饶州也，修与尹洙、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，目之曰“党人”。自是，朋党之论起，修乃为《朋党论》以进。其略曰：“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”

　　修论事切直，人视之如仇，帝独奖其敢言，面赐立品服。会保州兵乱，以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陛辞，帝曰：“勿为久留计，有所欲言，言之。”对曰：“臣在谏职得论事，今越职而言，罪也。”帝曰：“第言之，毋以中外为间。”

　　方是时，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，修慨然上疏曰：“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。正士在朝，群邪所忌，谋臣不用，敌国之福也。今此四人一旦罢去，而使群邪相贺于内，四夷相贺于外，臣为朝廷惜之。”于是邪党益忌修，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，左迁知制诰、知滁州。居二年，徙扬州、颍州。复学士，留守南京。小人畏修复用，有诈为修奏，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。其群皆怨怒，谮之，出知同州，帝纳吴充言而止。迁翰林学士，俾修《唐书》。

　　熙宁四年，以太子少师致仕。五年，卒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文忠。修始在滁州，号醉翁，晚更号六一居士。